□　汪国会

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想把埋藏在心底的这件事说出来，但又总觉得多有不妥。如今，退休还家，复盘回味自己的人生经历，又觉得此事虽小却伴随我大半生，事有遗憾但最后自我进行了修复，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故事，不由得我不把它写出来。

1978年8月，我考上了离村30里远的胜芳中学。按照要求，我们开学办理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粮单和现金到学校会计室换饭菜票。粮单就是用粮食到公社粮站换的一种单据。

会计室里负责换饭菜票的先是一位名叫王彩霞的女老师，她算起账来既快又准，一个人服务着上千名师生的换饭票工作，干得游刃有余。时间不长，王老师改任学校团委书记，接替她工作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孙姓男老师。这位孙老师个子不高，有些谢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工作起来也颇为认真细致，他的口音乡村味浓厚，让人一听就知道是霸州信安一带的口音。

那年月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上学的第一年，每个星期六放学回家，都是背着书包步行返家，三十里地远的距离，大概要走上五个小时左右，而星期日下午，吃过午饭，则要背上母亲给做的一兜干粮步行返回学校。一般来说，傍晚7点前必须赶回学校，不耽误上晚自习。

由于家里条件艰苦，每周父母只能给我两元钱现金，这钱主要用于一周的菜票开销和购买笔本之类的支出，而要节省这两元钱则必须在吃菜上多做文章。于是，我早晚饭只买咸菜或菜汤，中午则是买食堂里最便宜的二分或三分钱的熟菜，差不多一周下来吃菜只需花三四角钱。而纸笔之类的开销我也同样省之又省，这样一周的两元钱就相对有一定的富余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同学们的学习生活紧紧张张，一日三餐重复而规律地过去了。第二年的仲春时节，一个普通的周一，我下午下课后又到会计室换取一周的饭菜票。也许是天气有些炎热，或者是换票同学比较多，孙老师的脸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轮到我办手续时，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粮单和现金交给孙老师，他用毛巾擦了擦汗水，就熟练而有序地算账写账，而后把饭票和菜票用橡皮筋拢好交给我。从会计室出来，我下意识地把饭票和菜票数了数，突然发现菜票整整多出了五角钱，我以为自己数错了，又反反复复数了三遍，结果还是多出了五角。此时此刻，我的情绪有点紧张，心跳也开始加快，脑海里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念头，一个是把多出的菜票退还回去，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另一个念头则恰恰相反，心想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下子我可以好好地改善一下伙食，毫不犹豫地吃点带肉带蛋的熟热菜了。矛盾的斗争是激烈的，我站在门口足足想了十几分钟，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这一个月，我持续十几天改善伙食，每天中午都选择吃四五分钱味美飘香的热炒菜。

虽然伙食改善了，虚荣心也得到一定满足，但我从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孙老师，对不起学校，这种隐隐的负疚感始终萦绕在心头。这种思想的持久存在促使我暗下决心，以后要找机会好好向孙老师向学校道个歉，用一种什么行动来补偿自己小自私带来的愧疚。

一晃两年过去，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上了教师，再后来改行从政。这中间，我从未忘记上学时的这件负疚心事。直到有一年，我因故到信安镇下乡，多方打听孙老师的下落，恰巧有一个同志认识他并答应带我去看望已退休在家的孙老师。我买了几种水果顺利来到孙老师家，主动自我介绍，接着认真自觉地把那件负疚贪心五角钱菜票事跟孙老师一五一十说了。他回忆半天回答没有印象了，说他掌管着全校一千多名师生的饭菜票，出这点小差错也属正常，学校食堂每年还有节余，补贴这类小亏空毫无问题。孙老师动情地说：“我工作了几十年，在胜芳中学也有好几个年头，毕业的那么多学生你还是头一个来看我的。”孙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倍觉惭愧，若不是因了多占五毛钱菜票的原因，我还会来看望这位虽没教过我课但又为我上学默默服务的后勤老师吗？！

对于母校胜芳中学，我则更是在工作之余，给母校策划撰写了一系列外宣稿子，陆陆续续发表在各媒体平台上，母校知名度美誉度的弘扬我也算尽了微薄心力，这也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因五毛钱菜票而对母校的多年愧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