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虎艇

记忆的筛子，往往会筛落无数事无数人。但肯定有一些，无论怎么“筛”，始终都在。比如，我的老首长，我当兵时的旅政治部主任贾建国便是。

1976年2月，贾主任从湖北黄冈投笔从戎。他从基层报道员干起，一步步走进了军区大机关。之后，又华丽转身，于1993年2月调任某旅政治部主任。此时，我进电影队时间不长。按说，贾主任才来，应该不会对我这样的小战士有印象。可出乎意料，在一次部务会上，他竟说：“我知道，电影队的小董很辛苦！”这顿时令我感动不已，对贾主任更是肃然起敬。

第一次和贾主任正面接触，源于我的一次调动。有一个叫陈建平的新闻干事，曾在我面临退伍的关键时刻，伸出过援手。后来，陈干事调回山东某师。非常巧合，他的顶头上司，恰恰是我老部队的领导。当时，军区准备在他们师召开一个现场会，需要抓紧物色男解说员。这种机缘下，他们不约而同想到了我。于是，陈干事受命，揣着商调函，坐了一夜的火车，风尘仆仆赶到商丘，想把我调过去。一大早，我便跑去“请示”贾主任。听我说明来意，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一口咬定说不行。等着听我信儿的陈干事，一听说没戏，亲自去找贾主任“交涉”。可软磨硬泡，最终还是事与愿违，无功而返。临别前，陈干事不无遗憾地嘱咐我：“领导不放，说明看中了你。安下心来，好好干吧！”

通过调动这件事，贾主任似乎开始更加关注我。只要我做出一点儿成绩，他就会不失时机地夸奖一番。当时，无论是放电影、搞广播、写报道，还是主持文艺节目，我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儿。直到现在，王玉伟科长还依然在说：“你给宣传科、政治部，甚至这个旅，付出了很多心血，增添了很多光彩！后来，部里的领导把你当成了宝贝。”1993年5月，集团军给旅里3个提干指标，要求推荐5个人选。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来部队还不足半年的兵，贾主任竟在常委会上提议，把我列为预提对象之一。这使得我彻夜激情难抑。我把不吐不快的一肚子心里话，饱蘸深情倾泻笔端，在党的生日这天，发表在《解放军报》上。虽然这次提干未能获批，但我安之若素，干工作的劲头和热情一如既往、丝毫未减。那天晚上，贾主任突然“暗访”电影队，正好撞见我在广播室闷头写稿子，他非常欣慰，跟我聊了好久，搞报道的体会，部队成长的经历，娓娓道来，感觉就像是“邻家大哥”。

贾主任作为政工干部，多年来，始终坚持两条：一是自己动笔写文章；二是悉心培养新闻报道骨干。后来，贾主任派我去《前卫报》社学习。在这里，我不仅认识了所有的编辑老师，学到了很多新闻采写知识，尤其发表了不少稿子。从报社满载归来，部队的评功评奖和老兵退伍工作即将同时展开。按规定，我全年的见报篇数，早已超出了立二等功的标准。对农村兵来说，立了二等功，可以“农转非”，政府“包安置”。这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一时冲动，我递交了退伍报告。贾主任似乎早就看透了我的心思，他找王玉伟科长商量，“小董是个好苗子，咱们得培养。这个二等功，说啥也不能给！”结果，我只立了一个三等功，退伍的事情自然也搁置了。这让我郁闷了好一阵子。事后想想，我挺后悔的。当初，“哭着喊着”不愿意走，现在，翅膀儿一硬又想着飞，这么做，咋就没想想贾主任送我去报社学习的良苦用心呢?

可是，贾主任非但没有“怪罪”，反而还把我叫到身边，为我“把脉开方”：“小董，电影队日常事务繁杂，我和玉伟科长决定调你出来，集中精力专职搞报道，你拼一拼，争取提干，如果不成，再考虑转志愿兵的事。好不好？”贾主任语重心长的一番话，犹如强心针、兴奋剂，重新点燃了我的激情。我白天采访晚上写，马不停蹄连轴转，文字、摄影“双枪发力”，军、地报刊“四面出击”。冬天冷，我趴在被窝里写；夏天热，我把双脚泡进凉水里写。没有节假日，搭上了双休日，因为睡眠严重不足，一度患上了“熊猫眼”。

得到以失去为代价，失去以得到为补偿。1994年，军区战士报道员提干15人。我的发稿数量和稿件质量，经评审组多轮评定，综合排名第11。“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这是当年贾主任为了“督”我励志，抄送给我的名句。这么些年过去了，我一直牢记于心。无论是爬坡过坎，还是逆水行舟，我始终激励自己咬紧牙关、砥砺前行。贾主任，真的很早就想感谢您，但，一直没好意思说出口。如果没有您的悉心培养、热心扶持，我怎么可能有今天？想真诚地道一声：谢谢您！师恩难忘！在这里，我给您敬上一个迟到的军礼！祝您永远健康！平安！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