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雪

周末去医院陪老人开中药。方子是上次开的，吃完效果还行。这次，医生诊断后，觉得可按原方再服用一疗程。

接诊的大夫被几拨人围着，这个问检查结果，那个说哪里不舒服，还有一个家属不停地咨询医保用药的政策。大夫几头顾着，一边回答现场的问题，一边抽空帮我翻录上次的处方。

她往电脑上输入药名和剂量。看她比较忙，我就帮着读方。我读一味，她打一味；我读一个数字，她打一个数字。那位患者家属还在时不时地向大夫询问。看到大夫应接不暇，我加快了语速，生怕耽误她太多时间。

药方终于翻录完，我们核对一遍，我用支付宝付了药费。就在结算完成的那一瞬间，我忽然觉得药费不对——比十天前第一次付费时多了。方子一模一样，药还是那些药，间隔时间不长，药费怎么不一样呢？

药价调了。这是我脑子里最先冒出的解释。我想立即确认一下，但看着忙得不可开交的大夫，我张了张嘴，又把话咽了回去。她实在太忙了，我不忍心再给她添一个问题。

我准备把药方送到煎药窗口。可是心里一直不踏实，担心会忙中出错。

我拨通了大夫的电话。大夫说可能是调价了，“稍等，我核一下啊”。

听她这么说，我心里踏实了一些，但多年从事法律工作不放过每个疑点的职业习惯，还是促使我要弄个究竟。

于是我找了个安静的角落，把原处方和新翻录的处方，一个字一个字地重新比对。

第一味，药名，对上了；剂量，对上了。第二味……当我比对到第十味药的时候，手指停住了——新处方上写着15克，原处方上是10克。

多出来5克。

我再三确认，没错，就是5克。前后翻了两遍，没有其他差异。那多出来的药费，正好对应这多出来的5克。

我准备返回去找大夫。正在这时电话响了，接起来，大夫急切的声音响起：“方子还没送药房吧？我不放心，刚又重新核对了一遍，有一味药多写了5克。”

药方更正了过来。

事情不大，前后不过十多分钟就处理完了。但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想：如果我们没有重新比对呢？如果我们都认定是“调价”这一种可能性造成费用增加呢？

答案很清楚——老人会按照15克的剂量服用七天。也许不会出大问题，但药效会偏，方子的君臣佐使会被打乱，整个治疗周期都可能受到影响。更可怕的是，我和大夫都不会意识到这个错误，还会以为效果不理想是方子本身的问题。

这让我想到了刑事案件的办理。每一份证据都像一味药。单独拿出来，它可能指向多个方向——一份证人证言，可能是真实的记忆，也可能是无意的偏差，甚至是有意的伪证；一份鉴定意见，可能是客观的结论，也可能受样本、方法或操作者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如果我们不加印证、不经交叉核对就采信，那就等于把多出来的5克药直接煎进了药里。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严格的证据规则：书证要与原件核对，证人证言要与其他证据印证，鉴定意见要接受质证。为什么要这么繁琐？因为任何一个证据，如果它可以得出两种以上的解释，就必须用其他证据去锁死它。一枚指纹出现在案发现场，不代表指纹的主人就是罪犯——他可能之前合法到访过；一段转账记录指向某个人，不代表他就是赃款的接收者——可能是他人代收或账户被盗用。只有与其他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我们才能说“事实清楚了”。

药方和案卷，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同一回事。多5克或少5克，药效就会偏；多一个疑点或少一个印证，案子就可能错。法律上有一个词叫做“孤证不能定案”，意思是只有一个证据指向被告人，没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就不能认定他有罪。这个原则放在开药这件事上同样适用——一次匆忙的核对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交叉验证。

同样，在刑事案件辩护中，辩护律师依据证据规则提出的合理怀疑，一旦无法被控方证据有效反驳、排除，即足以动摇公诉机关的指控根基。正如处方价格异常时，“药品调价”是合理怀疑，但唯有通过原处方与新处方的逐字比对、药品价格目录核查等实证方式，才能验证该怀疑是否成立；若未履行严格核对程序，仅凭主观推测认定，则可能掩盖剂量写错等错误。

公正和疗效一样，往往就藏在那一点“再核对一遍”的功夫里。

（作者单位：沧州市人民检察院）